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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商业育种和制度创新
张世煌 胡瑞法 （中国农科院作物所玉米系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1）
摘要 农业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资源禀富程度与市场需求变化诱导的结果。种子产业发展需要制度创新激发活力，推动育种技术的商业化转移和种子产业内部结构调整。商业育种体现市场驱动、法制化管理和自我约束的原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培育新品种，按照市场规律改革运行机制。商业育种建立在高投入的基础之上，但简化了某些环节，形成流水线式的大规模育种。育种技术的商业化转移需要三个基本条件，即：技术市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非政府资金投入农业技术领域[1]。为了促进育种技术的商业化转移，应淡化玉米种子产业的政府行为，逐渐以商业行为取而代之。在改革管理体制的过程中，要保护知识产权，刺激和吸引非政府资金投入，建立多元化的农业科研投资保障体系。 今后几十年，我国将面临玉米需求迅速增长的巨大压力，育种目标的核心是继续提高杂交种的生产潜力和利用价值。通过培育优质专用、早熟、抗病、耐旱、耐贫瘠种质和杂交种的途径实现玉米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玉米种子产业要在种质基础、改善品质和应用生物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在商业育种和制度创新方面取得突破。 关键词：玉米 商业育种 体制改革 育种技术 育种目标
一、玉米需求特征 我国农业生产正面临人口增长的巨大压力和社会经济结构朝城市化、市场化两个根本转变所促成的食品结构与数量的变化。未来农业生产和食物需求特征可概括为：粮食总需求增长，人均口粮消费减少，而畜产品和水产品消费量成倍增长，导致饲料粮的需求量迅速增加[2]。中国加入WTO以后，将刺激畜产品出口量大幅度增长，外向型畜牧业生产会有较大发展，更增加了对玉米的需求。今后20年我国玉米生产和育种研究面临的需求压力是空前的，但如果战略目标和发展方向明确，管理措施得当，玉米生产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1 玉米育种技术的市场需求分析 分析我国玉米育种的技术创新方向和制定育种目标，应首先预测市场需求的发展方向。当前，我国经济结构正在朝城市化和市场化两个方向发生根本转变，这将逐渐改变城乡居民的饮食结构。预计未来20年内，我国畜牧业会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人均畜产品和水产品的消费量将成倍增长（表1）。某些畜产品将由进口变为出口，其中猪肉出口量增加18倍，鸡蛋出口增加93倍，水产品和禽肉由进口变为每年出口830万吨和194万吨。这种发展趋势将导致国内市场对饲料玉米的需求大幅度上升（表2）。
表3 中国的玉米面积和产量 (1949~1999)
1949~1999
2000年的资料只是初步的估计数字。
在过去50年里，我国玉米种植面积增加了1.34倍，总产量增长了9.9倍，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3.67倍（表3）。自从1971年（推广单交种）以来，我国玉米产量以每年每公顷120公斤的速度持续增长。这个发展速度与美国相当（表4）。我国玉米杂种优势利用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居领先水平，多年来与工业化国家的差距基本上没有扩大，科技进步的速度与美国相当。 提高单产的主要原因是：①推广杂交种；②合理密植；③增施化肥；④扩大灌溉面积；⑤地膜覆盖，育苗移栽等。增施化肥对提高玉米生产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今后合理施肥的增产潜力仍然很大，而农业机械化的增产作用尚不明显。
表4 中国和美国玉米产量增长速度的比较
据黄季焜等[4]预测，中国加入WTO以后，如果继续延续目前的农业基础设施和科技投资政策不变，到2020年，国内玉米总产量可达1.63亿t，比目前增产60%，而需求增长一倍多，达到2.22亿t，因此每年需进口6100万t才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尽管国内自给率下降，但今后20年玉米单位面积产量仍以每年每公顷106kg的速度持续增长。玉米生产发展最缓慢的时期是加入WTO后的最初几年。预计2005年之前平均每年每公顷增产63kg。2010，2015和2020年前平均增产速度分别为每年128，134和144kg。要实现这个发展目标很不容易。今后饲料玉米的巨大需求与国内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将长期存在，为了抓住机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有效地增加农民的收入，我国不可避免地要大量进口玉米（表5）。 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类似现象。绿色革命以后，发展中国家水稻和小麦的增长速度已经放慢，但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畜牧业的迅猛发展导致饲料玉米需求旺盛。1961~1994年，世界玉米总产量提高了178%，其中工业化国家只上升了141%，而发展中国家提高254%，亚洲地区上升358%。从世界范围来看，玉米单位面积产量的年均增长速度已从1950~1980年期间的2.4%下降到1.69%，特别是1982年以后的产量波动较大。 尽管发展中国家的玉米面积几乎是工业化国家的2倍，但玉米总产量（3.4亿t）只相当于工业化国家（5.7亿t）的60%。这是由于工业化国家的玉米产量已经接近每公顷7 t，而发展中国家只有2.5 t，但亚洲地区的玉米单产已经达到每公顷3.5 t。这种情况导致发展中国家每年大量进口玉米，其中亚洲国家占据了大多数进口份额。据1995年统计资料，世界玉米贸易约7700万t，仅亚洲地区就进口了4700万t，占61%，非洲进口8%。今后几十年，亚洲仍将是最大的玉米进口地区，而且进口量还会继续攀升。 在这种国际经济环境中，我们一方面要发展畜牧业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一方面又要利用WTO所创造的机遇，发展外向型畜牧业，增加农民收入。现在的问题是2015年以后满足国内玉米需求所依赖的技术储备在哪里？玉米育种和栽培技术创新方向又在哪里？今后，促进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进步的制度创新方向又是什么？假如把国内玉米需求自给率保持在90%以上，需要哪些技术储备和做怎样的政策与体制调整？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工业化国家已经在筹划下个世纪农作物育种技术的创新方向，可归纳为3条：①种质扩增、改良与创新计划；②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即商品品质、营养品质、加工品质和卫生品质（即食物安全性），某些作物还有耐储藏、耐运输的品质要求，这样才能为市场提供优质、安全、营养、可口的各类农产品；③农业生物技术研究。即生物技术与常规育种方法相结合，提高育种效率和科技创新能力。 以上根据市场需求的巨大变化分析了未来的玉米生产形势和育种技术的发展方向。以下再从资源限制角度分析技术创新方向，即具体的育种目标问题。 2 影响玉米生产的环境因素 绿色革命以后，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科学家的试验产量与农民田地里的实际产量相差悬殊，从而酝酿产生了今后农业科技进步的实践方向。商业育种不是追求育种家的试验产量，而是追求农民田地里的实际产量或单位面积的经济收入。而品种的实际产量是由许多农艺性状支撑下形成的综合性状表现。不但取决于品种本身的生产潜力，更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因而新品种需要有合适的生育期和抗病性、耐旱性、耐贫瘠土壤（包括盐碱地和酸性土壤）、耐高温或耐低温等综合特性。在一体化的经济大环境中，还要求满足开放市场所需要的良好商品质量、营养品质和加工品质等。 我国玉米产区的生态环境比美国玉米带复杂，粮食生产的波动受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近30年来，农业用地和水资源破坏比较严重，造成水土流失、土地盐碱化、水旱灾害频繁和土壤肥力下降等。当前影响玉米生产的主要环境因素是干旱和贫瘠土壤。 2.1 干旱 在过去50年里，特别是推广杂交种以来，玉米的产量水平持续提高。但由于气候原因，仍有五分之一的年份是减产的，减产的原因主要是干旱。我国近三分之二的玉米面积分布在雨养条件下，其中有许多是丘陵和山区，没有可靠的灌溉条件，遇到干旱常减产20%~50%，在局部地区甚至绝收。因此，干旱是影响我国玉米生产的首要限制因素，特别是夏季伏旱可减产30%~40%。1997年我国发生严重干旱，全国玉米平均产量下降15.7%，东北、华北和西北玉米主产区各省分别减产14.3%~31.8%。减少旱灾损失的措施除了兴修水利，改革耕作制度外，培育耐旱品种是积极措施。 2.2 贫瘠土壤 贫瘠土壤也是影响玉米生产的环境因素之一。大约60%的玉米面积分布在土壤贫瘠的丘陵山区或半山区，而且平均施肥水平较低，尚未普遍采用平衡施肥技术。2020年全国玉米平均产量应超过每公顷7.5 t，氮、磷、钾吸收量应分别达到每亩18，7.5和15.5 kg。而目前平均施肥水平只有12.6，3.9和1.7 kg，钾肥和磷肥的施用量明显不足，已成为提高产量的限制因素。南方有许多非常贫瘠的红黄壤和酸性土壤，限制了玉米生产。今后通过改良土壤，增施肥料而提高产量的潜力十分巨大。同时培育耐低氮、耐酸性土壤及能够提高土壤磷利用效率的杂交种，都会改善玉米生产状况，提高产量水平。 今后，玉米育种研究应向生产提供具有多种抗逆性的新杂交种，除了抗病、抗倒伏以外，迫切需要培育土地和水资源高效利用型的新杂交种，所谓“超级玉米”的概念应该是特别耐干旱和耐贫瘠土壤，也包括抗多种病虫害。 3 生物逆境与抗病育种 我国玉米生产所遭遇的生物逆境相当复杂，常见的病虫害有大斑病、小斑病、丝黑穗病、茎腐病、病毒病（SCMV-B和MRDV）、穗腐病、纹枯病、灰斑病、弯孢菌属叶斑病、锈病、霜霉病、玉米螟和黄曲霉毒素等。 近年来，由于生产管理体制的变化和种植业结构调整，使一些病虫害或传媒昆虫的越冬或越夏条件发生改变，创造了适合某些病原菌积累的生态环境，使一些原本并不重要的病虫害流行起来，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我国自八十年代以来，玉米生产所依赖的遗传基础越来越集中于少数骨干种质，大面积应用少数几个感病严重的自交系和杂交种，而且品种更新速度缓慢，也是加重病虫害流行的诱导因素之一。今后，我国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扩大蔬菜、果树和保护地栽培面积；而随着育种技术的商业化转移，生产用种质的遗传基础狭窄问题很难在短期内根本改观；因此抗病育种技术研究一刻也不能放松。 我国玉米育种技术和管理水平都还比较低，由于经费投入少，不适应大规模商业育种的要求，多数单位只能承担低水平的“微型育种”项目。至今尚未培育出以抗病虫为目标的改良群体，在选系过程中重视对配合力和形态特征的选择，对抗病性只在田间自然状态下目测筛选，未普遍采用人工接种鉴定技术，因而降低了选育高配合力、抗多种病虫害和综合农艺性状优良自交系的可能性。这是抗病育种研究水平不高的主要限制因素。今后要在种质扩增、改良，采用现代育种技术，增加投入等多方面予以加强，才能从整体上提高玉米抗病育种水平。 4 我国玉米生产的技术发展特点 在我国玉米生产发展过程中，高产杂交种的推广和普及发挥了特别突出的增产作用，并带动了高产栽培技术的迅速发展。我国玉米生产的技术进步经历了三个明显的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77年，这期间由于政治、经济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业生产起伏动荡，但土地生产率仍缓慢提高。在绿色革命以前，生产以粗放经营为主，广种薄收，采用传统地方品种，农业技术均属于土地使用型和资金节约型。这一阶段的后一半时间里，最明显的技术创新就是推广杂交种和发展灌溉农业，促进了土地生产率的明显提高。 第二阶段，1978~1984年，进入土地生产率迅速增长期，除政策因素外，所依赖的技术措施主要是大量施用化学肥料。在六十年代初期，我国每年化肥用量约100万t，到改革开放之前增加至500万t。1977~1984年化肥施用量猛增到2000万t，成为这一阶段增产粮食的主要原因。这一时期的技术特征是以土地节约型为主，以资金替代土地为主要形式。 第三阶段，自1985年以后，土地生产率增长缓慢，虽然到1994年化肥施用量达到2920万t，远远高于美国的1850万t，但粮食总产量增长平缓，这表明我们的施肥技术可能不够经济，因而生产、栽培和资源管理等还有很大的改良潜力。就玉米来说，除1996年以外，九十年代以来总产量处于平缓状态。这表明我国已经进入后绿色革命时期，应重视耕作制度改革，推广早熟品种、多熟制、化学农药，发展机械化等。这一时期的技术创新以土地集约型技术为主要特征，以资金替代土地为主，资金替代劳动力为辅。 人们越来越注意到，科学家的试验产量与农民田间的实际产量之间差异悬殊，不同的农户、不同地区之间在作物产量和生产效率上存在明显差距，因此要重视引进和发展先进的生产管理和栽培技术。今后采用的农业生产技术应以土地和物质投入高度集约为特征，以资金替代土地和劳动力为主要内容。由此诱导产生了新兴的技术领域，技术创新的类型包括：完善常规育种技术，发展生物技术、优质农产品技术、植保技术、机械化技术，优化田间管理技术，引进信息技术和精准农业技术，实行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最近几年，我国玉米育种攻关的技术路线发生重大失误，导致在应用基础研究方面扩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材料和技术储备明显不足。技术路线的失误与体制束缚有关，但其后果却暴露出育种研究的体制已经不适应产业化发展的需要，拖延了改革步伐，使我国种子产业越来越难以培植竞争力。今后要通过种子产业的制度创新来带动技术创新，从而纠正技术路线的失误。
二、种子产业发展的制度创新 我国玉米育种和种子生产经营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这使得育种研究长期徘徊不前，种子产业一直未能进入迅速发展和成熟阶段。要打破目前的僵局，必须走商业化育种和产业制度创新之路。 1．种子产业的发展规律和特点 现代种子产业经历四个发展阶段，即：前产业化期、萌芽期、迅速发展期和成熟期[1]。在萌芽期（产业发展初期），公共机构在各个环节起主导作用；政府投资形成育种研究、种子生产和技术推广三个独立的体系。由于现代种子技术所形成的生产力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而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刺激了私人公司投资农业技术领域，种子产业 进入迅速发展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公共机构与私营企业并存，成熟技术逐渐向商业化转移；公共机构减少了育种研究，转而开辟新的技术创新方向。公司则不断调整内部结构。在产业发展的成熟阶段，种子公司发展成大规模一体化的跨国企业，育种技术商业化，公共研究机构继续在种质资源、理论方法和行业管理等社会化领域发挥支柱作用。 2．我国种子产业现状 我国玉米育种和应用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处于领先水平。但种子产业进一步发展遇到的主要障碍是商业化程度低，内部结构不合理。工业化国家和少数发展中国家已经在技术发展的适当阶段完成了育种体系的商业化转移和内部结构调整，而我国杂交种普及率已经达到90%，却仍然施行计划经济特点的政府干预的管理方式，加重了国家的经济负担，种子产业迟迟未能进入迅速发展阶段。在贫穷落后的农村经济环境中，政府投资玉米育种和补贴种子生产经营，帮助农民降低技术采用风险，促进了新品种的普及和推广。因此，在产业发展初期，政府行为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性，这已被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所证实。我国玉米科技进步得益于无偿使用国际科研成果，同时政府扶持种子生产，把廉价供应良种作为对农业生产的一项补贴，保证农民买得起优良品种。即使在落后的条件下，玉米育种研究和杂交种普及速度仍然很快，创造了科技进步的奇迹，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育种研究、种子生产和技术推广属于各级政府的不同部门，技术力量分散，投资强度低，结构不合理，缺乏竞争力，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管理体制和产业结构已不适应商业育种的要求；种子产业发展陷入困境；企业缺少自我发展能力，抑制了产业化发展和资本积累过程，很难形成在国内外有相当竞争实力和抗风险能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一旦进入中国市场，将对我国玉米产业带来严重威胁。 3．我国种子产业需要进行内部结构调整 种子产业由育种研究、种子生产和经营销售三个环节构成[1]；在我国，这三个环节是互相脱离的。由于科研机构庞杂，力量分散，国拨经费不能集中使用。多数科研单位的育种方案在低水平重复，没有能力进行种质扩增、改良与创新研究，也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商业育种和产业化开发，因而育成在产量、品质、抗性和适应性方面有突破性进展的新品种不多。类似情况也发生在相关的高技术研究领域。计划经济的科研项目、经费、人才和成果管理，品种试验和审定办法等都助长了这些不良倾向，使育种目标脱离玉米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低效率的管理体制加上缺乏竞争力的产业环境，阻碍了育种研究和种子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经费短缺，成果转化率低，企业开发新品种和承担市场风险的能力普遍脆弱，难以实现大规模产业化生产经营，使我国玉米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 农业科技成果商品化和产业化是科技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它有利于扩大科研经费的来源渠道，增强攻关实力，有利于提高知识和技术的社会价值，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2]。体制改革需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健全的市场体系和平等竞争机制。还需要技术保障，使育种研究系统在改革中向着商业和公益两个方向调整结构。 种子产业结构调整与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不相容，需要借助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力量促成体制转变。结构调整包括横向兼并和纵向结构一体化，这两个过程有内在联系。种子产业的横向兼并是由技术进步或新技术转移引起的。没有商业育种，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结构调整。育种技术商业化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后果是激化了企业之间的竞争，逐渐形成少数有实力的大公司或集团。多数公司逐渐成为依赖于大公司的经营型子公司或零售商，在新的秩序下重新组成技术推广服务体系。有实力的大公司必然投资组建育种、生产加工和销售推广一体化的产业系统，不断地用新产品开拓市场。实现一体化的大公司进一步增强了竞争实力，从而在更大规模上引发兼并浪潮。在商业化转移过程中，一些科研单位转变机制，发展成新型的科技公司或企业集团，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寻找发展机会。 公益研究和商业育种在国家的育种体系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商业公司不可能从事知识和技术创新的开拓性研究，因此在玉米育种向商业化转移的过程中，国家投资要重点支持种质扩增、改良研究；在一定时期内还应支持品质改良的技术、方法和材料创新研究以及农业生物技术研究。国家投资还应支持行业技术规范或质量监督、管理体系的建设。国家研究机构把公共投资支持的种质、材料和方法研究的成果社会化，支持公司行为的商业育种和新品种开发研究。这些公益性的研究机构还应继续为贫困地区农民的特殊生产需要服务。 一般来说，商业育种封闭运作，企业之间重复设置；公益研究由政府支持，开放运行，不应重复。国家鼓励公司企业以捐赠或基金的形式支持公益研究。但在商业公司完成资本积累过程之前，公益研究只能由国家来支持。
三、商业育种的可行性与体制改革 商业育种体现市场驱动的原则，根据市场需要培育新品种，并改革运行机制。主要研究活动包括：①育种材料研究。公司通过国际合作途径或者从国家投资的种质扩增、改良和创新计划获得材料与方法的技术支持，然后在封闭环境中进行商业育种；②杂交种选育和鉴定；③杂交种试验、示范和推广。商业公司通常建立自己的新品种试验网，但在目前阶段要两条腿走路，充分利用国家和省市两级区试网，同时建立自己的试验、示范和推广体系。 育种技术的商业化转移可能有三种方式。①公司吸引人才，建立商业育种机构，是种子产业趋向于成熟的标志。有能力投资育种研究的公司才可能培植强大的竞争力去兼并其他公司。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公司才能够进行纵向结构调整，进一步增强实力。②在商业化转移过程中，一些科研单位转变机制，发展成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在市场环境中寻找发展机会。这些科技企业可以办成常规意义上的种子公司，生产和销售玉米杂交种子，也可以办成小而精的原种公司(foundation seed)，进行育种研究，向其他公司转让技术和出售原原种，而不一定生产商业杂交种子。③科研单位并入企业，公司与科研院所紧密合作，互相补充，在高技术支持下逐渐提升为现代化种业集团，这是增强实力、躲避风险和共同发展的有效方式。不管哪一种形式，都会促进我国种子产业发展，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实力。商业育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育种技术商业化转移的必要条件[1]是：①商业化生产和技术市场的形成。我国玉米的商品化程度较高，容易形成技术市场；②建立完善的法律和法规体系，保护育种者权利和公司利益。我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法律体系，而且杂交种普及率达到90%，具有保护知识产权的技术基础；③大量非政府投资注入农业技术领域是商业育种条件成熟的标志和根本保证。在我国，玉米育种技术已经初步具备了这三个基本条件，种子产业的制度创新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有远见的科研单位和种子公司切莫坐失良机。 虽然我国玉米育种和应用技术在发展中国家是领先的，但与西方跨国公司相比，自交系和杂交种的选育水平仍有很大差距。在过去五年里，由于攻关技术路线失误，扩大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有体制原因，从技术上来说，经费短缺和育种规模小是主要原因。我国的玉米杂交种有很高的丰产潜力，但品质、抗病性、适应性和制种技术仍存在明显不足，而且品种更新速度缓慢。惟有适时地推动育种技术的商业化转移，促进公司的横向调整和纵向结构一体化，才能获得充足的经费来源，扩大育种规模，形成现代化的育种“流水线”，源源不断地推出丰产、优质、抗逆性强的玉米新品种。 商业育种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因而强化了某些技术环节，以尽可能提高投资效率。这就必然扩大育种规模，增加投资强度和减少资源浪费。商业育种要求优化人才结构和课题管理，不允许搞作坊式和相互重叠的育种机构，通过严密的管理建立育种“流水线”和试验网络，并把商业育种置于产业链的上游环节，与种子生产加工和市场营销融为一体。
四、商业育种对玉米产业的影响与投资重点 商业育种和结构调整是今后我国种子产业发展的突破方向。制度创新意义重大，它是在现行管理体制已经严重束缚技术创新和技术采用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改革措施，目的是要释放出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巨大能量。加快常规育种技术的商业化转移是当前玉米种子产业制度创新的关键，非如此，国家将很难集中财力增加对技术创新方向的投入与支持，特别是迫切需要加强的种质扩增、改良与材料创新研究将难以全面展开。如果不尽快实现育种技术的商业化转移，我国种子产业将没有条件完成第一轮兼并过程，更没有能力应付第二轮兼并浪潮，强大的跨国公司就有可能摧垮民族种子产业，国家的种子工程最终将流于失败。 制度创新的积极影响是吸引社会力量对玉米产业的投资，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提高投资效率和技术采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同时增强我国种子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伴随着制度创新，育种技术向商业化转移，公司实现内部结构调整，必然会提高新技术采用的成本，主要表现为技术信息成本、技术应用成本和风险成本都增加了[3]。因此制度创新会激化企业之间的竞争，优化产业内部结构，实现育种科研、种子生产加工和销售服务的纵向结构一体化。 强调玉米育种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制度创新，并不等于每个发展方向在一定时期内同等重要。从技术上来说，有效种质资源贫乏是当前约束玉米育种进一步发展的首要限制因素。因此，国家要重点扶持玉米种质扩增、改良研究，其成果必须社会化。没有国家对种质改良和创新研究的支持，种子产业的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将很难取得实效，很难在竞争中坚持下去。另一个发展重点是加速育种技术的商业化转移，使我国种子企业摆脱目前的困境，发展成有国际竞争实力的大型集团公司。 以上讲了对产业发展的理论性认识。当前具体该怎么办？ 国家有一个S863计划，把提高产业竞争力作为关键性的战略目标来考虑。作物育种被列入该计划的重大项目，瞄准产业化目标，通过实施S863计划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业生长点。该重大项目必须以产品为目标，必须有企业参与，要促进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龙头企业，或者把现有企业提升为用高技术武装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种业集团。国家以技术创新的途径支持产业重组，创造竞争优势，使我国种子产业尽快在国际竞争中站住脚。同时，还要创建一批中小型高科技企业。 龙头企业不一定是国有企业。选择和扶持龙头企业要打破所有制界限，要发挥国有、集体和私营企业多方面的积极性，不仅要从国有企业中选择，还要鼓励和扶持一批民营企业参与竞争，逐渐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这是我国发展高技术种子产业的最好选择，也是实现产业重组的重要途径。 经过最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部分种子企业已经适应了市场经济机制，具有承担国家高技术研究和开发任务的愿望和实力。企业强劲的需求动力和实力，将加速我国玉米育种技术的商业化转移，使高技术发展走上以企业为主的道路，这必将激化企业之间激烈而有序的竞争，加速我国种子产业从萌芽阶段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和成熟期。 结束语 现代植物育种研究属于高技术领域，在改革过程中，应该以市场引导为主，国家干预为辅；政府与市场相结合，推动育种技术创新和产业制度创新，培植新的产业生长点，用高技术提升种子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要在21世纪20年代以后再次实现粮食自给目标的最大希望在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中国过去和现在粮食增长的原动力，也是未来粮食生产增长的最大推动力[2]。但中国玉米育种和种子生产经营迫切需要实现商业化技术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以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创新，才能够冲破各种障碍因素，释放出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巨大能量。
参考文献： [1]Michaell L. Morris, 1998, Maize Seed Industr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USA,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And CIMMYT, p.355-371. [2]黄季焜，S. 罗泽尔著，1998，迈向21世纪的中国粮食经济，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pp.276。 [3]胡瑞法著，1998，种子技术管理学概论，北京，科学出版社，pp.239。 [4]黄季焜，胡瑞法，张林秀，S. 罗泽尔著，中国农业科技投资经济[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7. [5]张世煌，胡瑞法，玉米育种目标的诱导创新因素[J]，玉米科学，2000，8（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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