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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 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2000年全国玉米杂种优势利用研讨会”结束后，我感到关于体制改革的问题还是被忽视了。这是会议留下的深深遗憾。因此，会议结束后我立即动身去几家种子公司调研考察，现在考察与调研活动还在进行之中，利用间隙时间把1998年11月至1999年6月间撰写的一篇内部研究报告略做修改，增加了股权改革内容，并根据中国农科院粮食政策研究中心的报告对第二节的统计资料和预测数据做了修订，然后在中国玉米网上公布，希望引起玉米界同仁对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关注。并请读者批评指正。 3+1： 玉米育种技术创新和产业制度创新方向 中国农科院作物所玉米系 中国农科院农经所农业政策研究中心 摘 要 农业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资源禀赋程度与市场需求变化诱导的结果。玉米种子产业发展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可概括为3+1模式。即：玉米育种研究将在3个技术创新方向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分别是：①种质扩增、改良和创新利用；②品质改良；③应用生物技术研究。此外，种子产业发展还需要制度创新激发活力，实现育种技术的商业化转移和种子生产经营的商业化改造。 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科研管理和专业结构越来越不适应商业育种的要求，因而必然要调整科研系统的内部结构与管理体制。虽然商业育种封闭运作，但基本结构和管理特征体现市场驱动、法制管理和自我约束的原则，根据市场需要培育新品种；根据市场要求改革科研管理机制。 商业育种建立在高投入的基础之上，其技术特征表现为：①大规模、高效率、高投入、高产出；②减少环节，多点鉴定；③穿梭育种。 为了促进玉米育种研究体系实现商业化技术转移，需要完善立法程序，保护育种者的权利和公司的利益。这样才能促进商业育种的投资和兴旺发展。 为了推动种子产业的制度创新，应设法改变国家对玉米新品种的后补助方式，刺激公司对新品种的投资热情和公司之间的竞争，最终停止玉米育种的政府行为，逐渐以商业行为取而代之。改革种子产业的管理体制，施行政企分开，改革股权结构；改革新品种审定制度；建立以国家为主的多元化的农业科研投资保障与管理体制；施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将会刺激农业科研投资多元化。 一、技术进步是影响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对建国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计量分析（黄季火昆 等，1998）证实，技术进步是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即使在改革初期(1978-1984)，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发挥了差不多同等程度的促进作用。分析还发现技术进步在小麦、玉米和大豆等旱地作物的生产中发挥了更大的增产作用，使这几种作物产量的理论年增长率高达4.7%。计量分析证实，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制度创新是影响粮食增长的第二大因素。其他因素包括价格政策、农业生态环境和自然灾害等。 二、玉米需求分析和增产目标 今后二十年，我国农业生产面临人口增长的巨大压力和社会经济结构朝城市化、市场化两个根本转变所促成的食品消费结构与数量的变化。未来粮食生产特征可概括为：粮食总需求增长，人均口粮消费减少，而人均畜产品和水产品消费量成倍增长，导致饲料粮的需求量迅速增加（黄季火昆 等，1998）。就玉米生产和育种研究来说，今后20年所面临的需求压力是空前的，但如果战略目标和发展方向明确，管理措施得当，我国玉米生产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最近三年（1997-1999），我国玉米种植面积约2500万公顷左右，平均产量约每公顷4.87吨，总产量1.22亿吨。自1971年以来，平均每年每公顷产量提高约120公斤。当前，国内玉米总需求的78%以上用作畜禽饲料，10%为口粮消费，3.4%为工业原料。在2017年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我国总人口将长期保持在15亿以上，而粮食需求压力最大和发展农业生产最困难的时期将出现在2010前后至2020年期间。今后20年我国玉米的人均口粮消费将以每年 -1.14%的速度持续减少，而饲料玉米消费将以每年3.48%的速度递增。到2020年，我国玉米需求约2.22亿吨。加入WTO以后我国将逐渐调整种植业结构，20年内玉米种植面积将逐渐降至2100万公顷左右；平均产量以每年1.88%的速度增长，2020年达到每公顷7.6吨，每年提高136公斤。总产量达到1.63亿吨，其结果是每年还需要进口6100万吨饲料玉米。如果要避免进口这么多玉米，产量水平应达到10.1吨。这意味着今后20年每年每公顷产量需提高261公斤才能满足国内对玉米的需求。或者按照可能达到的单位面积产量7.6吨计算，需要把玉米种植面积扩大到2900万公顷。但这意味着不可能顺利调整种植业结构，放弃了加入WTO以后带来的部分发展机遇，不利于健康地发展国民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 如果延续目前的农业科技和基础设施投资政策，不可能实现上述增产目标。随着进口饲料粮的增加，出于对粮食安全的忧虑，政府必然重新调整投资政策。据测算，保持农业科研和基础设施的实际投资分别以每年4.0%和3.5%的速度递增，是重新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的最基本条件。如果考虑到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中国加入WTO对国内粮食生产和市场的冲击，农业科研和基础设施的实际投入年增长率要达到6%才能实现粮食基本自给（95%）的目标。否则，我国将成为最大的玉米进口国。 除投资政策以外，在我国玉米研究和生产系统内部还需要克服一些体制、结构和技术障碍，才能进一步释放出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巨大能量。具体说来就是三个技术创新和一个制度创新方向，概括为3+1模式。 三、玉米育种研究的技术创新方向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农产品生产经营产业化的发展趋势对农业科研的内容、结构与发展方向产生越来越强烈的积极影响。临近世纪之交，工业化国家的作物育种研究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有可能在三个方向推动作物育种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三个方向是：①种质扩增、改良和创新利用；②农产品的品质改良；③应用生物技术研究。 1. 种质扩增、改良和创新利用 玉米多样性中心在中南美洲。全世界有300多个玉米种族（races），我国生产上大量使用的只有2-4个种族。有效利用的种质资源贫乏已经成为中国和许多技术发达国家玉米育种研究持续发展的首要限制因素。40年前，我国农民在1100万公顷面积上至少种植12000个遗传基础较丰富的地方品种。今天，玉米面积增加了一倍多，可是我们只有大约200个遗传基础狭窄的杂交种。据调查显示，1995年，全国53%的玉米面积种植掖单13、丹玉13、中单2号、掖单2号和掖单12这五个品种；更为严重的是全国61%的玉米面积严重依赖Mo17、掖478、黄早四、丹340和E28这五个自交系。现代技术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也把农业生产置于脆弱地位，使数千万公顷作物生产依赖狭窄的遗传基础对付复杂多变的多种病虫害。这是病源菌和害虫生理小种发生变异、累积和爆发流行的诱导因素，也使农业生产系统降低了抵御旱涝和异常温度等自然灾害的能力。狭窄的种质基础必然降低了进一步提高杂种优势潜力和增强抗逆能力的可能性；育种方案中缺少新的杂种优势群就很难进一步提高产量水平。随着育种技术的商业化转移，玉米育种和生产的遗传基础狭窄问题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在这方面我们要汲取国外的教训，少走些弯路；根据自己的国情，强化种质研究，为商业育种提供技术支持。 有效种质资源贫乏使育种研究和农业生产失去可持续发展能力。于是，玉米主产国和育种技术较先进的国家都很重视种质资源研究，制定种质扩增与改良计划，把种质扩增列为今后玉米育种研究的第一个突破性方向。 近十年，我国育种家开始重视种质创新研究，已经认识到当前玉米种质研究应在三个层次上展开，即：扩增、改良和创新。扩增是指引入新的杂种优势群和模式，引进新的基因来源，丰富玉米育种和生产的遗传基础；改良是通过改变群体的基因频率对种质的性状表现进行综合提高；所谓创新是在前面两个层次的基础上，利用扩增和改良的种质选育突破性的自交系和杂交种或其他育种材料。没有种质扩增，改良研究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而没有扩增和改良就谈不上创新与利用。 玉米原产热带短日照环境，引种到温带条件下，光周期反应异常强烈，需要用轮回选择的方法进行改良，才能适应温带长日照条件。如果从现在起就重视这项工作，五年或十年以后，我国玉米育种和生产所依赖的种质群将从目前的三、四个增加到七个以上，有效利用的杂种优势模式增加到四个以上。到那时，玉米杂交种的综合抗逆能力和产量水平会有突破性进展。 2. 玉米品质育种 植物育种的第二个发展方向是改善品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各国农业生产越来越趋向于产业化，必然要求良好的商品品质、营养品质、加工品质和卫生质量（即食物安全性）。有些产品还要求耐储藏和耐运输的特殊品质要求。这样才能为市场提供优质、安全、营养、可口的各类农产品。 我国生产上使用的主要杂交种达不到食用玉米的品质要求。东北地区种植的多数品种灌浆后期脱水缓慢，收获时含水量高，严重影响玉米的商品品质，增加了能源消耗和加工运输成本，限制了玉米出口。从营养品质来说，我国饲料玉米占总需求的78%以上，可是蛋白质来源不足，品质不佳，能量水平较低，既浪费了粮食，又限制了畜牧业发展，还污染了环境。七十年代以来，我国开展优质蛋白玉米(QPM)育种，对贫困地区发展散户畜牧业生产有较好的促进作用。有人认为合成赖氨酸可以解决饲料添加剂问题。但人工合成赖氨酸的原料还是玉米。未来我国每年需要十几万吨人工合成赖氨酸才能满足饲料工业的需要，而我国年生产能力只有1万吨。和中国一样，多数发展中国家玉米需求量猛增，而大豆生产普遍萎缩，鱼粉供应不足。因此结构性不平衡将长期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畜牧业发展。推广优质蛋白玉米符合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是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研究项目，因而在国际上重新受到重视。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备受关注。今后应继续研究和改进QPM杂交种的抗病性、适应性和提高产量潜力，实现品种多元化。 发达国家提高饲料玉米营养品质的研究方向是在高产的前提下提高赖氨酸+高油+高蛋氨酸+提高有效磷利用率。这就是优质（或营养平衡型）玉米的新概念。我国的QPM育种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高油玉米育种缩短了同美国的差距。我们已经拥有这两种玉米的遗传资源，掌握了成熟的育种技术，初步形成了产业化开发的技术支撑条件。今后应采用分子遗传学和生物化学辅助技术，把优质蛋白和高油两种遗传系统结合在一起，然后用转基因技术提高有效磷利用率，还要注意提高玉米黄色素的含量，实现多种优良基因聚合，培育现代优质高产多抗性玉米新品种。 3. 应用生物技术研究 植物育种的第三个发展方向是应用生物技术，包括分子生物学技术和遗传工程两大类型。 分子遗传学与常规方法结合，将明显提高育种效率。育种程序的关键环节是准确地鉴别合乎需要的基因型。育种技术的进步，测试手段的完善，正是为了更准确地鉴定表现型而推测其基因型。为了鉴定产量等数量性状，发展了数量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方法，以消除环境因素的干扰，减少试验误差，提高鉴定基因型的准确性与可靠性。为了鉴定营养品质和生理性状，使用了许多先进的仪器设备。为了筛选抗病虫基因型，发明了人工接种鉴定技术。尽管如此，许多性状的鉴定技术仍然不可靠，易受环境影响，效率很低。例如，耐旱性、耐寒性、耐贫瘠土壤、抗虫性鉴定和品质分析等，技术难度大，费用昂贵而且不够准确。如果在育种过程中，把分子技术与常规方法结合起来，有可能准确地鉴定基因型，做到省时、省工、省钱，准确、可靠，因而提高了效率。在这过程中不涉及转基因操作，是对环境安全的生物技术。 当前玉米遗传工程研究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培育抗虫或抗病毒的转基因玉米；另一个方向是抗除草剂。 抗虫玉米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培育的新品种具有天然的抗虫性，农民就可以节省购买杀虫剂的投入，而且保护环境。跨国公司Novartis 和Mycogen已经获准在美国生产和销售Bt玉米。抗其它玉米病虫害特别是抗病毒和真菌病害的遗传工程研究也在进行中，预计今后几年会有重要进展。 玉米遗传工程研究的第二个方向是抗除草剂。选择性除草剂在现代玉米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机械中耕省钱有效，而且没有土壤侵蚀问题。但是由于选择性的作用，不可能控制每一种杂草。使用非选择性的通用除草剂可能更有效，但前提是不能伤及玉米植株。以往筛选抗除草剂品种耗时又费钱，现在从土壤细菌中分离出抗除草剂的基因roundup，然后转到大豆、玉米、棉花、草坪草等许多种植物，得到抗广谱除草剂的作物新品种。在生产上使用这类转基因植物必须长期依赖外国公司所生产的广谱除草剂，这是发展中国家不愿意接受美国转基因玉米的一个重要原因。 像任何技术一样，生物技术产品能够给公司、农民和消费者带来经济利益，但也要付出代价。代价之一就是明显地阻碍了科技信息和育种材料的交流。这必然会降低整个育种研究的进展速度。另一个代价是增加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成本。这些费用通过种子价格不可避免地要转嫁到农民和消费者身上。最后，生物技术的产业化开发与应用会诱发种子企业的新一轮兼并浪潮。生物技术研究需要大量的启动经费，因此，无论私人还是公共机构，几乎都不愿无偿地发放其产品。小公司不可能用高投入获得有竞争力的产品，因此取胜机会减少，多数会被大公司兼并。其后果是农民在购买品种时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小。 发展中国家需要认真对待而不要错过生物技术革命。工业化国家主要是研究那些有很高商业价值的产品。这些产品是为了满足发达国家农民的需要而设计的，一般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农民特别是自给自足小农户的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关心的是生物技术产品能否推广到小农户。为此需要作出抉择：是独立发展生物技术还是引进生物技术产品。从宏观角度来看，生物技术的高投入只有在其收益能超过常规育种技术的前提下才是值得的。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玉米生产量很大，生物技术的经济效益会超过其投资，因此有必要独立发展生物技术研究。 生物技术并不是万能的。作物育种的前提条件是群体内存在尽可能多的遗传方差。当某种作物的天然群体内存在很大的遗传方差时，传统的育种技术就非常有效，例如农作物的产量和杂种优势等。但如果某个重要作物的天然群体内，对某一性状的遗传方差近于0时，转基因生物技术将是最有效的育种方法。 可以断定，下个世纪植物育种的第三个突破性方向是生物技术与常规方法的紧密结合及产业化开发。这是植物育种方法的革命性进步。种子产业的诞生及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次兼并浪潮都以技术进步为基本特征。最近席卷全球的种子公司并购浪潮是由生物技术实用化引发的。这种兼并浪潮必然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推动生物技术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不应模仿西方国家，要根据国情需要，制定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生物技术发展与产业化战略。 四、玉米种子产业发展的制度创新 工业化国家把前述三个技术创新作为二十一世纪初植物育种的突破方向。在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三条也很重要，但都不是第一位重要的创新方向；在这些国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当务之急仍是发展和推广玉米杂交种。 中国属发展中国家，但玉米杂种优势利用技术比较成熟，在发展中国家处于领先水平。可是常规育种研究仍有薄弱环节，如种质创新（即自交系选育）技术仍然薄弱。这样一个简单的技术环节折射的却是体制上的弊病。我国玉米育种和种子产业进一步发展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商业化程度低。工业化国家和少数发展中国家已经在技术发展的适当阶段完成了育种技术的商业化转移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而我国杂交种普及率已经超过90%，仍然施行政府行为的管理体系；种子管理模式仍未彻底摆脱计划经济的影响。 在贫穷落后的农村经济环境中，政府直接投资玉米育种和补贴种子生产经营，帮助农民越过信贷不足的障碍，降低了技术采用风险。在发展初期，政府行为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性。这已被发展中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所证实。我国玉米科技进步得益于无偿使用国际科研成果，同时我国政府把扶持种子生产和廉价供应良种作为对农业生产的一项补贴，保证农民买得起优良品种。即使在贫困落后的条件下，育种研究和杂交种普及速度仍然非常快，创造了科技进步的奇迹，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进步发展到较高水平，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科研管理和课题结构已不适应商业育种的要求；育种研究缺乏推动力；种子产业发展陷入困境；公司企业缺乏竞争实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这种状况抑制了我国种子产业的资本积累过程，却有利于外国公司占领中国市场。因此，改革种子产业管理体制已经势在必行。当前的主要改革点是股权改革，多渠道吸引投资和促进产业内部的分工与合作。 我国农业科研机构庞杂，力量分散，研究经费不能集中使用，科研系统逐渐丧失攻关能力。多数育种方案在低水平重复，没有能力进行种质扩增、改良和创新研究，因而育成在产量、品质和抗性方面有突破性进展的新品种不多。计划经济的科研项目、经费、人才和成果管理等都助长了这些不良倾向。 农业科技成果商品化和产业化是任何国家科技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它有利于扩大经费来源，增强攻关实力，提高知识和技术的社会价值，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体制改革需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严格的司法程序、健全的市场体系和平等竞争机制。此外，还需要一定的技术保证，使研究系统向着商业和公益两个方向调整技术结构。政府部门的当务之急是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促进玉米育种技术的商业化转移和种子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 种子产业的每一次兼并浪潮都是由技术进步或新技术转移引起的。商业化技术转移和结构调整的后果是激化了企业之间的竞争，逐渐形成少数有实力的大公司或集团。多数小公司被兼并，成为大公司属下的经营型子公司或另售商，在新的秩序下重新组成农业技术推广和服务体系。有实力的大公司必然投资育种研究、市场开发和售后服务系统，实现纵向结构一体化。在商业化技术转移过程中，一些科研单位通过某种过渡形式逐渐转变机制，形成新型的科技公司或企业集团，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寻找发展机会。 在育种技术向商业化转移的过程中，国家的公共投资集中用于种质扩增、改良研究；在一定时期内还应支持品质改良的技术、方法和材料创新研究以及应用生物技术研究。国家作物改良中心、大专院校和其他国家研究单位应把公共投资的种质、材料和方法研究的成果社会化，支持公司行为的商业育种和新品种开发研究。 五、商业育种与体制改革 商业育种的结构和管理特征体现市场驱动、法制化管理和自我约束的原则，根据市场需要培育新品种；按商业规律改革科研机构的运行机制。育种技术的商业化转移可能有三种形式：
种子产业的商业化改造要求：①政、企脱钩。取消重叠的管理机构，行政机关依法进行管理，企业法人独立开展商业活动，与地方政府或行政机构分离。②企业进行股份制或其他形式的改造，允许跨区域合并、兼并、掺股经营；科研单位组建的公司或股份制企业与原单位脱钩；加快股权改革步伐，政府或行政机构不参与种子生产经营活动。③种子生产经营商业化；打破省、地区之间的壁垒，允许跨地区生产和经营。允许跨行业投资种子生产与经营。④多种经济形式共存，允许国有、股份制、私营企业和外国公司平等竞争。公司选择合适的生产或经营方式。⑤建立质量监督和保证体系；尽快完善立法程序。 在现行体制下，要改变国家对玉米新品种的后补助办法，刺激公司对开发新品种的投资热情和公司之间的竞争。最终淡化玉米育种的政府行为，逐渐以商业行为取而代之。政府资金应投向玉米育种研究的公益产品，如种质、资源、新技术、新方法和其他基础研究。国家还应继续扶持边远和贫困地区的育种研究、种子生产和技术服务。 六、3+1对玉米产业的影响与投资重点 我们把未来玉米种子产业的3个技术创新和1个制度创新概括为3+1模式，阐明了今后我国玉米育种技术和种子产业发展的突破方向。制度创新意义重大，但只是一次性的飞跃，它是在现行管理体制已经严重束缚技术创新和技术采用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改革措施，目的是要释放出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巨大能量。在目前状况下，如果不加快实现玉米常规育种技术的商业化转移，国家将很难集中财力增加对三个技术创新方向的投入与支持，特别是迫切需要加强的种质扩增和改良研究将难以全面展开。如果不尽快实现育种技术的商业化转移，我国种子产业将没有条件完成第一轮兼并过程，更没有能力迎接第二轮兼并浪潮，强大的跨国公司会很容易地摧垮民族种子产业，国家的种子工程最终将流于失败。 制度创新的积极影响是吸引国家和社会对玉米产业的投资，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提高投资效率和技术采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随着育种技术向商业化转移，整个种子产业进一步完成商业化改造，必然要提高新技术采用的成本，主要表现为技术信息成本、技术应用成本和风险成本都增加了。因此制度创新会激化企业之间的竞争，既促进横向结构调整，又逐渐优化内部结构，实现育种科研、种子生产和加工销售的纵向结构一体化。 我们把玉米育种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制度创新概括为3+1模式，不等于每个发展方向在一定时期内同等重要。从技术上来说，有效种质资源贫乏是当前约束玉米育种进一步发展的首要限制因素，这是投资者和多数育种单位无能为力改变的制约因素。国家的公共投资应重点扶持玉米种质扩增、改良与创新研究，其成果必须社会化。另一个发展重点是创造政策环境和增加必要的投资，加速育种研究的商业化技术转移，非如此，我国的种子企业难以发展成有国际竞争实力的大型集团公司。 商业育种是种子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逐渐发育起来的一种技术经济形式，其产生和发展的必备条件是技术市场、知识产权保护和非政府资金的大量注入。并不是所有的农作物都具有商业化育种的市场前景，更不是所有的农业技术都可以推向商品市场。在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自给自足、分散经营和农村经济十分落后的环境中，政府投资和补贴公共育种研究和国有种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是促进技术进步的主要制度创新措施。随着农村技术市场的逐渐成长，玉米育种技术便具备了商业化转移的外部条件。 玉米育种实现商业化转移的必要条件是：①玉米的商业化生产和技术市场的形成。我国玉米的商品化程度大于其他粮食作物，而且玉米育种技术的用户是种子公司，容易形成技术市场；②要有完善的法律和法规体系，保护育种者权利和公司利益。我国90%的玉米生产面积采用杂交种，具有保护知识产权的技术基础；③大量非政府投资是商业育种条件成熟的标志和根本保证。我国玉米育种技术正是初步具备了这三个基本条件才得以朝商业化方向转移。
结束语 中国要在21世纪30年代再次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目标的最大希望在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中国过去和现在粮食增长的原动力，也是未来粮食生产增长的最大推动力。但中国玉米育种研究和种子生产经营迫切需要实现商业化技术转移和结构调整，才能够冲破包围在种子产业外围的不利因素，释放出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巨大能量。
各位专家： 1 998年11月，中国农科院的几位育种学和经济学博士开始考虑今后玉米育种研究和产业改革方向。张世煌博士起草了这篇文章的初稿，以传阅的方式邀请几位退休的老专家和青年同志一起讨论、经过半年的反复修改，最后就有了现在这篇研究报告。我们提出的主要观点是3+1，即：三个技术创新方向和一个制度创新方向。在工业化国家只有3个技术创新方向，多数发展中国家是4个技术创新方向。而到了中国就成为3+1。 我们希望强调制度创新，这在当前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制度创新不可能与技术进步分开，于是就有了对三个技术创新的论述。这方面有许多模糊认识需要澄清，因此写得比较长。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引起各方面对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视，并引起讨论。 欢迎您对本文提出的观点发表见解。我们可以在网络上展开讨论。 电话：68918596 传真：68975212 撰 稿 人：张世煌、黄季焜 、胡瑞法博士 参加讨论者：石德权、潘才暹、徐家舜、刘新芝、彭泽斌、李新海、曾三省和田志国等同志。 张世煌 中国农科院作物所玉米系主任，博士，研究员 1999年6月1日 |
